独生子女代为何花钱无节制？
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开始工作挣钱，有的还结了婚、成了家。根据有关调查和研究，这些长大的“小皇帝”，并没有人们事先所担忧的那么弱不禁风、神经脆弱，更不会目中无人、傲慢霸道。但是，他们的长辈却发现，他们依然在一些方面“令人失望”：他们中的许多人花钱大手大脚，没有精打细算的观念，常常超越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去追求不切实际的消费时尚和享受，既不爱存钱，也存不了钱。由于这些人把自己每个月的工资都花个精光，媒体因此把他们戏称为“月光族”(每月花光工资的一族)。
“月光族”自诩懂得享受生活，珍爱人生，站在时代的前列，并成为信贷消费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而父母们对他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往往看不惯，却也奈何不得。相反，他们对子女唠叨得多了，还会被子女斥为“保守落后”，“老古董”，“跟不上时代”。如果说，在过去，人们在消费观念上的代沟还不太明显，那么，在今天，消费代沟是越来越大了。
代与代之间的鸿沟，是社会状况的反映。一个社会越是处于静止不变，那么，代沟就越小。例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老奶奶可以清楚地预测自己的小孙女将来也会跟自己一样，要经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痛苦过程。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越是处于变化之中，那么，代与代之间的差距就越明显；变化越激烈，代沟就越深。显然，社会的急剧转型，必然会在代沟中体现出来。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导致了我国长达二十多年的急剧的社会转型，这种历史性变迁，已经反映在人们之间的观念代沟上。
著名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每一代的人，由于年龄的相近，都在历史中占据某种相同的时代位置。共同的时代位置导致共同的时代经历。而这种共同的时代经历，必然体现为同一代人的共同的“代意识”。由于代与代之间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不同，因而代与代之间的“代意识”也不相同，这就是代沟的来源。
但是，问题在于，任何社会都同时包括好几代人。也就是说，他们事实上都经历了共同的历史事件，在时代经历上存在交叉关系。为什么这种共同的经历依然导致了这些不同代之间的区别呢？曼海姆指出，原因在于不同代的人们所具有的“意识分层”的不同。对新一代人来说，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经历在心理和意识上所留下的“刻痕”，不同于他们的长辈，因为这些经历对他们而言是对历史的“新鲜接触”。而“新鲜接触”对人的观念和意识的形成，具有塑形和奠基的作用。与他们相对比，他们的长辈的观念意识早已成形，因此，尽管晚辈和长辈都经历了相同的历史事件，这些相同经历却在两代人心里刻下了不同的“痕迹”。
所以，尽管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几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代与代之间的历史角色却是不同的。婴幼儿是处在生理性成长过程中，少年儿童则是处在“社会化”(即从一个受生理因素支配的自然人，转化为获取社会生活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的社会人的过程)过程，成年人则是维系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主要角色。很显然，任何一代成人的观念体系，主要是他们早年“社会化”的沉淀和结果，并成为支配他们现在的行为的信念和准则。
因此，人们在“社会化”阶段的时代经历和个人经历，对个人的观念体系的成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现在中年以上的群体在早年所经历的“艰难时刻”对他们的“节俭”消费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今天已经长大的独生子女一代，则正好经历了我们国家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这一宏观社会条件的变化，必然会对他们的消费观念起根本性影响。
更具体地说，这一代独生子女群体经历了十分独特的“社会化”模式。第一，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与前代人经历了十分不同于“长辈”结构——他们和长辈在人数上构成了“倒金字塔”结构。这种“倒金字塔”型的家族结构往往会导致父母和长辈在物质生活上对儿童的过分溺爱(例如，给过多的零花钱和压岁钱，过于容易地满足孩子的欲望)。其结果之一，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惜钱”观念的淡薄和享乐主义观念的形成。第二，第一代独生子女代成长的过程，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而市场经济所主导的文化，往往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主导文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它所主导的文化是消费主义。第三，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好赶上了全球化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不但成为时髦的消费对象，而且本身对消费主义观念的塑造和成形，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很显然，独生子女代，已经成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主要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