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晓普:怎样获得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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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2005年度诺贝尔科学奖的颁发,斯德哥尔摩再度成为全球科学爱好者向往的“圣地”。与此同时,诸如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话题也会再一次被提起。不久前,诺贝尔基金会网站发表了对1989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毕晓普的访谈,话题正是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本刊特选载部分,以飨读者。

  运气=在合适的时间到达合适的位置

  记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1989年的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毕晓普博士。毕晓普博士因发现了逆转录病毒致癌基因的细胞起源而与哈罗德·瓦穆斯分享了该项殊荣。他的工作非常有趣,同时他也写了一本关于他的科学生涯的很有意思的书,书名是《怎样获得诺贝尔奖》。毕晓普博士,您不会是认真的吧?

  毕晓普:哦,当然不是。这个书名是带有自嘲意味的。它原本是我的一个讲座的标题,结果我的听众们觉得十分有趣,于是我决定就用它作书名了。我的一些朋友们反对我用这个书名,他们觉得这样给人的感觉很傲慢,另一些朋友却支持这个书名,他们理解我的用意,知道我是用它来自嘲的。想要获得诺贝尔奖并没有所谓的套路,重要的是“运气”,是你在合适的时间到达了合适的位置,并且时刻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位置。

  记者:但是您在书中多次提到“幸运只降临到有准备的头脑”……

  毕晓普:这只是我刚才的观点的一种比较正式的说法。你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到达合适的位置,同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充分利用你的机会。为了达到那个“合适的位置”,你必须要勤奋,要有充足的准备和苦干的精神。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

  记者:您刚才似乎忘了提“直觉”。

  毕晓普:直觉与科学的关联已经无法再强调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在“合适的时间”达到“合适的位置”,是因为他已经深谙某个领域的游戏规则,并且清楚地知道哪些是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在机会到来之时,他已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潜意识里的准备。我想人们过分强调直觉这一点可能是为了让公众感到一种心理慰藉:他们可能会认为只要主观上愿意,人人都有可能在科学上取得成就。但事实是,仅仅主观的愿望是不够的,科学少不了踏踏实实的苦干。

  科学与艺术的内在关联及区别

  记者:我们知道您在音乐上也有一定造诣。您能否谈一谈科学与艺术这两种创造性工作的区别?

  毕晓普:音乐家也分很多种类。比如一个演奏家首先必须具备演奏技巧,如果他够幸运的话可能还具备对音乐的感悟能力,知道怎样去表现不同的音乐。而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他不仅要具备技巧,还需要更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只是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发表这些看法——我曾经尝试过成为一个杰出的音乐家,但不幸失败了。所以我认为,作曲家或是画家和雕塑家的角色与科学家更为接近,他们都强调个人的洞察力、想象力和不断尝试的精神。因此,即便你已经在合适的时间到达了合适的位置,你仍然需要不断尝试才能作出重要的贡献。只有通过不断尝试才能突破旧的规律。据我所知,科学上里程碑式的进步大多与旧规律的突破密不可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科学与其他领域的创造性工作是有关联的。我想科学与艺术的区别在于,科学要求人们具备一个相对更为庞大和系统性的知识体系。

  记者:所以,您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关联在于打破旧的规律?

  毕晓普:是的,我认为这是所有创造性工作之间的一座基本的桥梁。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所有规律都被打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哲学化的问题。显然,在科学上我们从来没有打破过所有的规律——我们甚至连规律本身都没能全部掌握。我们可以把规律定义为当前对事物的理解,之所以有必要去打破这些规律是因为它们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打破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其实是指对于现有常规的突破。

  记者: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正越来越接近科学上的真理,因而到那时科学家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在艺术方面,诸如莎士比亚戏剧之类的不朽之作仍将流芳百世……

  毕晓普:我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个人的特殊重要性。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我相信人类的文学仍然是丰富和广博的;同样,如果没有爱因斯坦,我相信我们对物理学的认识也未必会比现在落后。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不可或缺”的,因为人类是一个如此庞大和丰富的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任何个人成就的贬低。第一个发现规律的人当然值得尊敬和崇拜。

  记者:那科学家在做科学之前是否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呢?

  毕晓普:我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其他领域的知识,比如哲学和美学等,是十分重要的。这些知识使得科学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对人类社会有着怎样的影响和贡献,从广义上说,也使得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虽然理论上讲,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他们依然能够取得在科学上的建树——事实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科学家。但我想指出的是,那些最为人们崇敬的科学家都是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他们有着广泛的兴趣,往往在文化艺术方面有所涉猎,也因此本能地关注人性和人类的生存状况这些基本问题。

  教育和科学普及在文化中占中心地位

  记者:您在书中也提到您对教学和科普写作有着很大的热情……

  毕晓普:教育在文化中占有中心地位。如果没有教育和传播,文化就会消亡。传授知识似乎是人类的本能。人们往往会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获得快乐。比如像我就很乐意为公众解释癌症的一些机理,消除人们的疑惑。同时这种知识的传授也宣扬了人类的洞察力和认识水平的进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美好的体验。

  记者:那如果公众无法理解您所说的呢?

  毕晓普: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对当今的科技也是知之甚少。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表现出很强的求知欲。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科学教育体制的不完善。可以说大学本科之前,对于非科学专业甚至包括本科阶段的科学教育都是非实质性的,完全与当今的科学发展脱节了。

  记者:其后果是?

  毕晓普:后果是大众对于科学的无知。他们对于以往技术的进步感到恐惧,担心人类最终无法控制技术,对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缺乏判断力,无所适从,或者盲目迷信等等。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不相信进化论,这个结果真是令人惊讶!这就好像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一样。

  记者:现在让我们回到您的研究领域。达尔文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但他从未提到过生命是怎样形成的。您认为这是科学所永远无法跨越的极限吗?

  毕晓普:谁知道呢?对我来说,在公众面前谈论科学的一个最根本原则是科学家不该对未来做任何猜测。历史已经充斥了科学家的错误预测,即便是伟大的科学家也做过错误预测。因此,我不反对开玩笑式的预测,但是我们不应该在公众可能信以为真的场合下做任何的预测。因为科学充满了不可测因素,事实上科学发展的精髓就在于其不可预测性。所以我的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他们因何走向领奖台

  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

  颁奖机构:瑞典皇家科学院

  获奖科学家: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罗伯特·格拉布、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查德·施罗克以及法国石油研究所的伊夫·肖万

  获奖原因:

  他们在“有机合成的烯烃复分解反应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该成果是“重要基础科学造福于人类、社会和环境的例证”。人类如今每天都在化工生产中应用这一成果,主要是在药物和先进塑料材料的研发上,“烯烃复分解反应是寻找治疗人类主要疾病药物的重要武器”。

  同行评述:

  “他们的成果得奖,是化学界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科研成果本身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一成果在生产生活领域有着极其广泛的实际应用,他们的成果推动了有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的发展,每天都惠及人类。”几位科学家的获奖成果“是朝着‘绿色化学’方向前进的一大步”,这主要是因为应用该成果一方面提高了化工生产中的产量和效率,同时减少了副产品;另一方面其副产品主要是乙烯,而乙烯是可以再利用的。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研究员戴立信

  20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颁奖机构:瑞典皇家科学院

  获奖科学家:

  美国科学家罗伊·格劳伯、约翰·霍尔和德国科学家特奥多尔·亨施

  获奖原因:

  美国科学家约翰·霍尔和德国科学家特奥多尔·亨施对基于激光的精密光谱学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名美国科学家罗伊·格劳伯则对“光学相干的量子理论作出重大贡献”。

  同行评议:

  “尽管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分开授予了三位科学家的两项科研成果,但实际上这两项成果结合得非常紧密,他们描述了自然界光的本性。”上世纪60年代开始,格劳伯提出了“相干性的量子理论”,奠定了量子光学的基础,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他获得诺贝尔奖,是学术界许多人都期待已久的事情”。“霍尔与亨施的研究,主要结合了原子物理和量子光学,在精确测量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三位科学家的研究已经在诸多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在一些方面已经惠及普通人,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精确激光技术、日渐普及的全球定位系统技术等。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孙昌璞

  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颁奖机构: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

  获奖科学家:

  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J·马歇尔和J·罗宾·沃伦

  获奖原因:

  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和其在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疾病中的作用。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评价说,马歇尔和沃伦先驱性的发现,使胃溃疡从原先人们眼中的慢性病,变成了一种“采用短疗程的抗生素和酸分泌抑制剂就可治愈的疾病。”发现幽门螺杆菌加深了人类对慢性感染、炎症和癌症之间关系的认识。

  同行评议:

  “由于他俩的出色工作,针对幽门螺旋杆菌的抗生素疗法已成为了一种标准的治疗方法。”

  ——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塞缪尔·希尔曼

  “马歇尔和沃伦承受了通常人难以忍受的(研究)磨难,并得到了令人信服的结果。正是这一结果,药物公司根本性地改变了对溃疡的治疗方案,以抗生素代替了传统的抗酸剂。由于溃疡有可能导致胃癌,所以抗生素的引入也有助于防止癌症的发生。”

  ——伦敦帝国学院分子微生物学家布莱恩·斯巴拉特教授

  获奖感言:

  “在20世纪70~80年代存在一种有点固定的思维,认为医学领域所有重要的事物都已被发现完了。也许我们那时的发现启动了一些比我们的想象更重要的东西。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开启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到所有其他疾病的传染性成因的可能性。”

  ——巴里·J·马歇尔

来源:《文汇报》 江泽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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