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谈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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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B. Laughlin(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主题演讲:通向创造性的道路
研究的快乐由大学来传承
当今,世界上有些国家准备迈向后工业化,这些国家正面临着和欧美发达国家相同的问题。
亚洲东北部在近50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正在实现全体国民普及教育,另一方面,像组装汽车引擎这样的单纯作业,他们交给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来完成。
年轻的一代认为:“与技术工作者相比,经营人才的工资更高”。尽管如此,大学里仍然在讲授一些市场经济已不再需要的落后技术。这样一来,学生们自然会不愿意学习科学技术。
所谓“优秀的大学”,其判断标准并不是教学内容,人们总习惯于用生源的素质来判断大学的优劣。但若拘泥于此种想法的话,则会忽略了其他大学可能潜在的创造性。我在美国的乡村高中就学时成绩仅列33名。我是通过自学而掌握了自己想了解的知识的,而并非依靠老师。
怎样的大学才具有创造性?想要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需借助市场力量。大学的优劣是由买家——某个家长或入学的学生来判断的。大学不仅需要向社会公示就业信息等信息资料,还应向社会传达“这所大学有怎样的价值”。大学应该顺应市场的变化,做出敏锐的反应。
迄今为止,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仍在实施的传统教育模式正面临着改革。在研究机关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大学并非慈善机构,应导入商业的眼光。由于经济的变革,大学必须时常注意其顾客——学生及家长的需求。大学正在向利用研究为校方盈利的方向发展。这完全改变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
为了让大学获得“创造性”,我想强调一个战略。
在我担任总裁的韩国科学技术院,曾召开议会商讨技术院的未来。对于干部携带的资料,我说:“全部扔掉。只要5张幻灯片就够了”,并提议在封面上添上韩国传统寺院的图画。政府高官看完那幅画后便决定给技术院增加预算。这幅画成了人和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不管在任何场合,交流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想提出3个与创造性相关的建议。第一,“必须给人快乐”,希望大家明白,以愉快的心情来体验大学生活才是有价值的;第二,“五彩缤纷的大学”,现代的学生渴求的是有个性的世界;第三,“创造有意义的事物”,青年有很强的求知欲,他们渴望了解世界。大学应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为他们打开通向有意义的世界的大门。
Robert B. Laughlin: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总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1950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曾任职美国贝尔研究所。2004年至今在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任职。

利根川 进(1987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主题演讲: “心和脑的问题可以用脑科学来解释吗?”
用科学解释精神现象
20世纪后半期,科学家提出了从分子及细胞层次上研究生命现象的基本原理——“分子生物学”。由此,生物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早在1953年,人们就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如今,已发展到基因重组技术及人类染色体组研究。
人类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其机能可分为“肉体”及“精神”两部分。“肉体”的功能与其他高等动物没有差异,甚至有些动物的肉体机能比人类更优秀。但是,由于人类的精神机能的进化非常显著,因而诞生了生产技术,使人类能够统治地球。
提倡“二元论”的17世纪哲学家迪卡尔主张:人的身体就像机器一样,可以用科学来研究,但人的心却只能用哲学来解释。“二元论”对人们的影响很大,至今仍然如此。
我们的立场与此完全相反。感情、记忆等精神现象也是以脑细胞和分子的复杂程序为基础的,我们从这一立场出发进行研究。
脑具有感情及思考、语言、性格等多种重要的机能。其内部是由1兆个细胞组成的巨大的网络。在脑学者看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器”。
脑把眼、鼻等器官得到的外部信息汇集其内部,进行解析。这一过程中,“记忆”起了很大的作用。信息的积累——记忆是怎样在脑中储存的,储存记忆的场所、激活记忆的过程、老化现象、早老性痴呆等怎样影响记忆,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很重要。
面临这样的研究课题,我们应用与基因相关的学科知识来研究脑的构造。例如:破坏鼠脑的某个基因,使其不能正常运转,有时老鼠便会失去记忆。通过这一研究可知,基因对脑的记忆起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种动物实验是不能用于人类的。因此,运用磁共振成像(MRI)或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PET)的研究也很发达。产生某种感情时,就会产生脑的某个特定部位被激活等现象。
当然,不能肯定用这个方法获得的激活部位对于这一感情是不可或缺的。脑学者还需要新的技术来解析这个问题。
但是,不久的将来,会开发出这项技术,便可以将人脑的研究和动物实验结合起来,来解释精神现象。虽然脑科学属于自然科学性质的研究,但是,将来它可以用来说明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哲学及社会学问题。我们期待着这两个学科统一起来诞生一门新的学问。

利根川 进: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1939年生于名古屋,毕业于京都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曾先后在美国索克尔研究所、巴塞尔免疫学研究所任职,1981年至今就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1984年曾获得文化勋章。

黑木玲子:一切从人才开始
创造力和灵感来源于生动丰富的内心。一切对大自然的尊敬和对美好事物的感动,都会孕育出创造性。
广阔的视野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从生命起源到现在这一段岁月可以比作是一年时间的话,人猿的诞生就相当于这一年的年末除夕夜,产业革命则是除夕夜的11点59分59秒,那么,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就只相当于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极其短暂的瞬间。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从宇宙形成、生命起源到今后1000年这一时间长轴去思考问题。从空间范围而言,关心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的一切事物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纪的科学是不断变化的科学。这就要求多个领域的互相交叉融合。1998年的世界科学会议上曾指出:“20世纪的科学是为了知识和进步科学,21世纪的科学则是为了知识、和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科学。”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科学和一般公民之间的中介者是十分必要的。不仅要考虑如何传播科学,传播什么,反过来,如何把公民的信息传达给科学工作者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中国,为了巩固知识根基,推行了吸引海外优秀科学工作者回归祖国的政策。在日本,第3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正在策划之中,其中,如何让年轻一代和女性研究者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如何划定科学工作者的退休等问题还有待商讨。
一切从人才开始,使大学充满活力,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创造性是相当重要的。
黑木玲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授。1947年出生于宫城县,毕业于日本茶之水女子大学理学部化学系。曾任伦敦大学客座教授、英国癌症研究所资深科学家。从1996年任职至今。


发挥个性(会场提问与回答)

宇野拓(学生):请问日本的教育制度能培养出学生的创造性吗?
黑田:问题在于我们的幼儿园及小学水平的初级阶段,没有教育孩子们积极发挥他们与周围的同伴不同的个性。能详细地记住来往电车的名字,这也是件了不起的事。应该让孩子自由发展自己的兴趣,不能枪打出头鸟。
村中可依(学生):有文章认为“韩国的学生缺乏攻击性”,请问该如何培养积极性呢?
Laughlin: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的日本留学生更具有积极性,能够完美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缺乏积极性的学生往往有惰性,应该摆脱这种状况。
小仓英寿(学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项目与您当今的研究内容大相径庭,请问研究内容发生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利根川:虽然我在免疫学方面获得了重要的发现,但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加卓越成绩的学者还有很多,甚至遍布全球。我认为,迄今为止积累的各种研究方法同样可以应用于解释“人类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终科学——脑科学。这正是我们的研究内容发生转变的直接契机。通过像其它领域转移,也可能会发现新的切入点。
财津贤一郎(学生):在大学里,我参与了福祉机器开发项目,负责“义手”的设计和制作。能否请您针对我的研究提些建议。
札野(主持人):需要认真考虑残疾人的需求。不要受学科领域的限制,应该灵活地吸取其他领域的知识。开发队伍需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这也很重要。
学生提问:请问天才的头脑、有创造性的头脑与普通头脑的区别在哪里?
利根川:可能有极少数天才的大脑与普通人的大脑结构不大一致,但我认为没有本质区别。人们是在成长的环境中向大脑输入信息并调整大脑记忆的。大部分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头脑跟大家是一样的。
学生提问:您是否在学生时代就很擅长数学和科学?
黑田:我非常喜欢数学,开学前的春假期间我就会学完教材的大半。因为感兴趣,进步也比较快。
利根川:大学时代我学的是化学。之所以改学生物学,是因为觉得自己缺乏数量方面的能力。数学并不是研究人员必备的要素。我认为,现在大学的入学考试制度很无聊,并非测试创造性,因此有一定程度的基础就可以了。研究人员必备的是不向失败低头的能力。

培养独创性(讨论)

主持人:札野 顺(金泽工业大学教授)
札野:为什么日本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比美国少呢?日本的哪些状况阻碍了研究者的创造性呢?
利根川:在美国大学里,超过30岁以后往往就会就任副教授,并担任研究经费的申请和学生指导工作。这项工作虽然像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一样辛苦,但还是能够按自己的思考从事研究。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过半都在40岁以前就已经发表了获奖论文,而日本则没有为30多岁研究者提供埋头钻研的环境。
黑田:在英国有很好的体制保证年轻人能够自由更换研究室,而日本却没有。不过,于今年7月修订的学校教育法为研究者新设了“助教”岗位和等同于美国助理教授的“准教授”这两个职位。我希望能创造一个让年轻研究者发挥领导地位的环境。
Robert B. Laughlin: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科学工作者往往由于经济问题而失去创造性。人过中年后,不得不优先考虑养家和赡养父母的问题,这使得他们不再轻易冒险。特别是亚洲国家,申请研究经费的过程是政治性的。研究者分属不同的学派,他们不愿意通过跨越派别的互评系统来互相评价、阐述意见。
黑田:在日本,往往会“枪打出头鸟”。虽然在运动和音乐领域取得优秀成绩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但在学术领域,如果没获得诺贝尔奖,既使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绩,也会招来一些非议。这种“不认同文化”在日本是根深蒂固的。而美国的文化则是人人夸奖优秀之人,大家互相鼓励。
利根川:日本过于推崇平等。通过全体助教授以上的教师投票选举校长这一做法是不可信的。其结果并不是有才能的人担任校长,却会使校长这一职位成为庞大的学校机构内不同派别之间互相争斗轮流执政的宝座。我并不是说美国的全部都是好的,而是说他们的做法能够保证优秀人才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才能。
Robert B. Laughlin:我认为并不存在文化差异。西方和东方的区别在于掌握预算权限的人是否善用法律。在我担任总裁的韩国科学技术院,明确研究成果归属于哪个研究者,是按照法律专业人士的方式推行改革的。
札野:请给那些立志成为科学工作者的年轻人提些什么建议吧。
黑田:我认为,比起“想成为一流的科学工作者”的愿望,更重要的是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想搞明白什么”。其中,在一流的科学工作者身边学习良好的思考方法和研究方法又是很重要的。优秀人才汇聚一堂的场所有着独特的氛围。如果日本能够创造出那样的场所的话,科学领域一定会人才辈出的。
Robert B. Laughlin:真正的发现需要时刻处于紧张的精神状态。因此,如果克服不了不同于常人的焦躁不安的情绪以坚持研究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工作者。我希望年轻人能够摒弃“科学工作者是一个安稳的职位”这一观念。科学工作者这一职业和创业者一样,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希望他们时刻谨记:报酬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获得的。
利根川: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应该从模仿做起。创造和模仿听起来似乎是一对反义词,但是如果认识不到什么样的研究才是具有高创造性的研究的话,是不可能做出好的研究的。观察优秀的研究者时,不仅要留心他们是如何思考的,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们思考的极限在哪里。

来源:读卖新闻 日期:2005-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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